评论 | 揭示《朱子语类》的文体内涵和价值

刘振英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与我商量要写《朱子语类》，他硕士论文就是以朱子为题，继续研究也很自然。但《朱子语类》收录朱熹一万四千多条语录,字约二百三十万，如振英所言，包括对天地、鬼神之理的探索；对性理、学行的审问和深研；对儒家核心典籍的诠释；对学术异端的论争、对道学传承和正统的捍卫；对历代卓越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讲述，对社会兴衰治乱规律的总结。我感到有相当难度，心里颇犹疑。后与振英聊，发现他崇敬朱熹，《朱子语类》已经读得很熟，增强了我的信心。                   

朱熹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历元明清，他的学术思想一直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自宋代以后，儒学主要是通过朱熹而形成对于中国影响的。正因为如此，研究朱熹的成果甚多，哲学、美学、语言学都已经研究十分深入。朱熹也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为官十余年，而讲学却长达半个世纪。乾道五年（1169），朱熹返里守丧期间，创办了寒泉精舍，讲学八年之久。淳熙七年（1180）朱熹知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主持、主讲书院。淳熙九年（1182），迁台州主管崇道观，于武夷山建武夷精舍，在此讲学亦达七年之多。绍熙四年（1193），朱熹离潭州之任回归故里，又建竹林精舍，成为他晚年居家讲学的学院。所以如果要为朱熹正名，他名副其实就是个老师。

老师的天职是授课，但朱子讲课的方式与今绝不相同。今日高校教师讲课，本科基本是满堂灌，教师讲完就走，很少与学生交流。研究生尚好，但据我所知，硕士也是以导师讲课为主，博士或许研讨较多。我一直认为，文史的教学，应以读书为主，辅之以教学辅导。而今天恰恰反而行之，孰对孰错，没人检讨。书院教学，就是以读书为主，然后师生互相研讨，老师的作用就是解惑答疑，于是有了《朱子语类》之语体。这个语体，不同于《国语》的语体，与《论语》大体相似，是一种独立的语体。它类似教材，又不同于教材。它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形同对话；可它又不同于对话，虽然有问有答，但讲话主体却是老师。所以语非七嘴八舌的杂语，话非对等的对话。《朱子语类》的语体是建于宋代书院体制之上的讲授体，是发生在师生之间的一种讲授艺术。朱熹不仅是位教育家，还是一位文学家，其诗文在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学生学术交流，或论道，或讲经，或讲史，很重章法，颇具语言艺术，体现了朱熹文章学的深厚功力。研究朱熹的论著多矣，很少有人研究朱熹作为文学家与学生研读讲授的语言艺术；研究文体的论著亦多矣，也未见研究教育家创造的一种文体——极为特殊的讲授体。总之，立足文章学研究《朱子语类》，揭示其文体内涵和价值，振英论文的学术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论文写作难度较大，过程并不顺利。南开大学教授查洪德研究元代文学，于理学颇有心得，我请他和我一起辅导振英的论文。我、洪德和振英几乎是在不断讨论中，理清思路的。论文取得的收获，窃以为主要在于扣准文章学，首次研究并揭示出《朱子语类》作为授课语体的语言艺术。

首先是讲述语体的研究。为了总结社会兴衰和治乱规律，朱熹常与学生讲述历史、评论当代人物事件，形成了《朱子语类》的讲述艺术。振英的论文着眼于《朱子语类》人物与事件的叙述，总结其讲述人物的语言艺术：既注重人物之间的映衬关系，又注重人物学术灵魂的捕捉，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立言立心。而朱熹讲述事件，注重情节的上下相接和“因果互生”，按照讲述目的来安排讲述情节的先后，讲述中的“插叙”“倒叙”“补叙”都能使事件讲述别开生面。

其次是讲解语体艺术的研究。朱熹与学生研讨的重要内容仍是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在讲解儒家经典之中，亦阐述朱子理学的天地、性理之学。振英论文亦以文章学为视点，把握朱熹讲解四书五经的语言艺术，从体裁论、体要论、体貌论等几个方面分析朱熹的讲解过程，剖析理学思维与讲解方法、讲解篇体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朱子的理学思维解析其解经的文章学内涵，应是论文的难点，总体看，此部分取得的收获也最大，在研究朱熹的论著中有其独特的价值。

第三是论辨语体艺术研究。论文把朱熹在课堂上梳理学术分歧，明辨是非，判断价值，构建道统的内容，归为论辨艺术。振英具体研究了朱熹辨析问题时，论辨之气势、论辨之节奏、论辨之语言和论辨之方法。细致到论辩的起势、蓄势、收势，虚字、文眼，造语、口语。振英论文的第一稿就是把《朱子语类》作为语料来研究的，虽然后来改变了路数，但第一稿所下的功夫，在此一部分充分展现出来。

作者总自谦不如别人聪明，果真如此，此论文就是笨人读书研究的成果。肯于下笨功夫，爬梳文献，吃透内容，理出思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清楚，写出自己的心得，由此而推进些许朱熹文章学的研究，这也许正是笨的收获。

（本文为《<朱子语类>文章学研究》序）

责编：袁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