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汉、壮、布依、侗、朝鲜、仡佬、瑶、畲、京、达斡尔等民族都会过此节。虽然过的是同一个节日,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都会有着本民族或本地区关于春节的一些特有民俗。2006年,春节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日前,文旅中国采访了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会长陈华文,与他来聊一聊春节民俗相关话题。
陈华文(受访者供图)
文旅中国:您一般都在哪儿过春节,当地春节又有怎样的传统习俗呢?
陈华文:在老家过。过年要回家的文化决定了,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在老家过年。这个老家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主要是回父母等长辈在的地方过年,这是基于团聚和团圆的文化。
我老家在浙江的武义县,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耕文化主流的县,改革开放前,这儿的传统受到影响比较小,变化也不大。因此,地方特色或个性的文化长期传承。过年时,有掸尘,在腊月二十四进行,这一天还要祭灶,送灶王爷上天,同时在大年三十吃年夜饭前把灶王爷接回家。然后是杀年猪,切冬米糖,冬米糖有各种材料的,有芝麻的、有爆米花的、有冻米的、有麻糍料的、有番薯丝料的、有玉米粉的等等。大学时,在上海读书,我们寝室开始时七个人来自于七个省市,过年后会带各地的特色食物回来,我们家的冬米糖,连续四年评为最优食物。除冬米糖外,还有干糕、炸花等,也有番薯片等,非常丰富,一般在腊月二十五左右切糖,那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最喜爱的日子,因为,香甜的冬米糖,是当年最令人垂涎的食物,至今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一食物。
同时,这期间要采买年货,当时没有冰霜,食物也不像今天这样丰富并随时可以买到,当然还有过年时人们都停业休息,你买不到东西。女儿出嫁后,必须给父母送“隔岁”,其实是年夜饭的一些特殊食材,如鸡、猪肉及一些营养品。大年二十八要做豆腐之类,大年二十九要做团子、蒸糕,主要是发糕之类。大年三十的事项就更多,要贴红纸,包括春联以及灶王爷、猪栏、米谷仓等,也包括农具、鸡舍等都要贴。要谢年,这个与祭祖是同时进行的,每人要拜隔岁吃隔岁,就是年夜饭。要守岁,守岁时,全家都围坐一起,摆上冬米糖等点心,在厅(明)堂中点上火堆,叫叠火射,就是古代的“燎”。主要材料是松明,一种耐烧而且持续时间长的松树结。这是早早就准备好了的。守岁是开着门的,据说财神爷会送财宝过年,一定要守着。到了子夜,放关门炮关门。同时长辈会给晚辈包压岁钱,放在枕头下,因此,小时候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枕头底下摸压岁钱红包。
正月初一,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开门炮,以前都是单点引线的火炮,也叫二踢脚,一个鞭炮两声,一般放十个,需要双数,如果第一个只响一声,也没有关系,叫一炮响。
人人都换上新衣服,没有新衣服,也需要新袜子之类,总之要有一点新的东西,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年的第一餐,照例是由家里的男主人烧的,是用毛芋、罗卜丝、青菜、面条和番薯淀粉之类烧的羹,羹与耕,耕田的耕,在武义方言中是谐音的,有劝耕、力耕,耕作顺利,五谷丰登之意,当然,第一餐男主人烧,也象征一家之主。
过年期间,一定要说吉利话,否则会被开年。所以,小时候特别小心意意,就怕说错话说不好听的话说不吉利的话,被开年了。
正月初一之后,陆续出门拜年,正月初一可以到外公外婆家,然后是舅舅家、姑姑家、姨家等。正月初四或初五要开年,举行简单的仪式,如烧香纸等祭拜天地,之后,各行各业开业。记得小时候,初四或初五出门干活,我奶奶一定会烧一碗鸡蛋面条给我吃,叫发利市。
正月十五元宵节,但我们村一直不太重视,也没有迎龙灯,但在二月二龙抬头日,却非常隆重地进行迎龙灯活动,可能是农耕为主的缘故。
文旅中国:这些习俗中,您最难忘的是哪个?为什么?
陈华文:在故乡的这些习俗中,最让我难忘的是小时候切冬米糖和大年二十九的做团子、蒸糕,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年味也越来越浓,还有美食可吃。另外,就是正月初一,穿新衣服,是非常让人期待和快乐的事。因为,一年之中,也就是这一天有新衣服穿,在我有记忆开始的那些年直到离开农村去上大学,供应都是非常匮乏的,就想着天天能吃白米饭,那一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文旅中国:作为民俗文化的研究学者,在您看来,近年来春节这个习俗有发生变化吗?
陈华文:其实,春节,或者我更喜欢用过年这个词,它的变化是一直都在持续的。从有过年开始就不断在变,内容越来越丰富或内容在减少,都是在变。改革开放后,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化非常大,春节自然变化也非常大。你看看我们的交通方式、沟通方式的变化就知道春节一定是在变的。举个例子,从前,我到外公家,后来到舅舅家拜年,原来是走路,十五华里,需要一到两个小时,到达后,有些累,舅妈第一件事就是泡茶,走路渴了嘛;第二件是烧点心,武义的点心是在正餐之外的一种补充,拜年时的点心是鸡蛋粉干或面条。然后,才是正餐。晚上,大都必须住在舅舅家或其他亲戚家,现在情况就变了,都是开着汽车去,只要十来分钟。所以,茶可以免了,点心是象征性的,甚至也可以免了,晚上基本上是不会住下的,很快可以回家。只有女儿女婿,才会在岳父母家住一两晚。这就是变化。
这些年很多人都在谈年味变淡了,这一方面是城市话语权权重更大了,是城市过年文化的一种表达,另一方面是年轻人对于年的理解不深。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幼儿园到学校,那些以家庭为核心完成的节日文化,了解不多,体验不深,平时日子过的天天像过年,自然对于过年的感受也就不深刻了。实际上,准备年货、掸尘大扫除、做团子蒸糕(切冬米糖没有了,都在商店购买了)、贴春联、祭祖拜隔岁、吃隔岁(年夜饭)、守岁(被春晚给搅了,变样了)、放鞭炮(这个许多地方被禁了,也包含非常美好愿望的文化)、穿新衣服(现代人没有感觉了)、拜年、开年、闹元宵等都还存在,有些甚至更热闹了。当然,具体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比如,拜年时要给长辈带礼物。改革开放前,给外公送白糖一斤,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白糖是凭票购买的,意味着从自己的份额中省下送给长辈,现在的礼物五花八门,有的非常贵。再比如,压岁钱的红包,我小时候如果能得到一毛钱的压岁钱,会开心很长时间,也证明今年父母日子过的还行。用一毛钱,买了小鞭炮,到处放。现在的压岁钱,数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已经用微信转帐、支付宝转帐的方式给晚辈发红包,疫情之后,这种情况更甚。当然,疫情之后的年夜饭,开始从饭店中回归家庭了。前些年我批评过年夜饭在饭店吃,那就叫聚餐了,因为,你无法祭祖,你难不成在饭店祭祖?疫情后,甚至拜年也开始用视频的方式。
文旅中国: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陈华文: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各种技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过节的方式。
首先,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现在的物质高度丰富,节日中的食物,很多都已经变成了日常食用了,穿新衣服等已经是平常的事了。
其次,居住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大都是洋房,甚至农村中也以别墅式为主,房屋结构的改变,导致了一些文化表达方式发生改变,如祭祖的方式、守岁的方式。
再次,是娱乐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四,是交通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五,是沟通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就是社会发展带来的改变,不仅是过年,其实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旅中国:春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与传统文化,在您看来,应该如何保护与传承这些传统习俗?让民俗文化走进更多人的心中?
陈华文:过年,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期,虽然核心的一些文化传统,还没有发生质变,但在细节方面,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于中华民族以之作为认同的特别节日的传承和发展,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一些细节性的内容,不仅受强势传媒的影响,如福字倒贴;也屡屡被一些强势部门以各种借口所禁,如放鞭炮等。
从非遗保护的角度看,目前,除了以文化和旅游部作为保护单位的春节外,还有相关山西怀仁县的“怀仁旺火习俗”、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萨日”、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的“娘子关跑马排春节习俗”、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行花街”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的“六盘山区春官送福”等,这是春节文化中具有地方特色内容的典型的习俗,当然会受到重视和保护,省级项目就更多。但也有一些地方性的过年习俗,并没有获得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待遇,一些细节性的文化,如放鞭炮、祭祖、烧香烛等,也因种种原因遭到了禁断。这无疑增加了传承与保护的难度。
我们知道,文化的存续,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就象一个人身体的部分地方出现问题,会导致整个人不舒服一样,对于文化中复杂的多样的表现形式和细节性的内容,需要有更多的宽容精神或包容精神。百姓有需要的,一定有其合理性或特殊性,有时,一些满足心理需求的文化,甚至比生理需求的更重要。所以,呼吁地方政府在对待国家级非遗项目“春节”的问题上,应该秉持尊重地方文化、尊重传统、尊重民众选择和多样性选择的原则和精神,让它们自由地生长,只有这样,传承发展才是自然的,真实的。
民俗文化本来就在人们的生活中,自然也就在人们的心中,只要给它们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它就会快乐地成长。如果给点阳光,政府更多的支持,它一定会更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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