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作家协会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书面通知,中国诗歌学会申报的《百年中国儿童诗歌的演进与发展研究》被立项,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16家社团唯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主题学术活动的课题,填补了中国作家协会有史以来在社科社团学术活动中的空白。
中国诗歌学会成立于1994年,成立以来,开展了大量的诗歌活动,团结了全国广大诗人、诗歌评论家、诗歌出版编辑、诗歌工作者,繁荣了中国诗歌的创作和理论,壮大了作者队伍和力量,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的活动的日益增多,中国诗歌学会开始出现了“重活动,轻内容;重形式,轻实效;重影响,轻学术”的矛盾和问题,这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有悖于社团成立的初衷。
成立专业社团最初的动因,是要以专业领域里的学术活动为社团根基,引领和护航专业领域的尖精发展。
“其实,学术研究是社团建设的总基调,亦是社团实际工作中的共同难点。这就要求社团在具体工作中,从思想上牢固守住学术活动这个意识,始终给所涉领域的学术预留出空间,并找出学术活动和日常工作的同心圆。”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谈起了中国诗歌学会申报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秘笈”。
社团评级引擎学会新气象
2016年是中国诗歌学会成立的第21年头,这个被誉为中国诗人之家的社团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紧张工作着。这一年的新春伊始,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办公会向秘书处发出了向国家民政部申报参评3A社团的工作指令。
“刚发布这个指令时,办公会上还是议论纷纷的。一旦议论,就说明对这个指令有困惑。”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时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程步涛说:“大家当时的困惑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中国作家协会和民政部从未要求申报,二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所有社团无一向国家民政部申请评级的;三是中国诗歌学会未申请社团评级,已在国内外具有影响,评级对学会没有任何意义。”
因驻会人员已经习惯了学会原有的工作方式和流程,申报评级一开始并不顺利,甚至有抵触情绪,有的意见听起来似乎还有十足的道理,譬如类似“学会既无编制,又没有财政拨款”,“条框多了就缺乏灵活机动,是自我束缚,是自找麻烦”云云。
评级申报,归根结底是一项管理自觉的工作,要求高且繁琐;成立以来的各种行文、会籍和活动管理等,无不需要追溯廓清。这对一个已经成立了20余年的学会,梳理起来极其繁冗,情况也复杂。当时直接摆在面前的是,大量整理工作需要人手,千头万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而且学会已经经历了两次换届,人员更迭,届与届之间的交接,有些手续和资料不完整,历史沿革不够清晰。
然而,不到一年零6个月的时间,学会评级申报小组,就将成立以来所有历程、各种档案等一一完善补齐,并建立起学会新的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完成了申报材料的全部准备。
经民政部组织专家对申报资料审核和到学会现场验收,申请通过了,于2017年9月1日被授予3A社会组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首家获得等级认证的社团。
“是奇迹,更是个神话。”艾青夫人高瑛得悉国家民政部公布中国诗歌学会为3A社会组织时,赞叹不已。艾青是中国诗歌学会首任会长,在运行了20余年后发生了这样的“巨变”,他的遗孀又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学术+”计划影响当代诗歌创作
3A社会组织的成功评级给中国诗歌学会带来了信心。趁着成功评级的东风,黄怒波开始着手推进社团建设要以学术活动为主导的战略。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社会组织而言,不是看办了多少场活动,而是要分析活动的含金量。含金量从哪里来?须从活动的独特和专业性入手。既然叫‘学会’,如果举办的活动,与学术根本不沾边,那就不该称为学会。” 黄怒波认为学术建设对于社团意义重大,“力主学术,就是建立繁荣中国诗歌的主动脉,发挥它的‘润无细无声’的作用。做好这些,我们也寻到了如何配合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钥匙了。”
深入学会成立以来的脉络,汇总逐年梳理主办和参与主办各项活动,上百项活动看似热闹非凡,90%是浮光掠影,有的仅仅举办一次便偃旗息鼓,保存下来能持续的,只有十几个。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囿于“奖项+采风”的形式,即便有差异,也难脱貌似神像。
2017年10月起,中国诗歌学会开始全面实施“学术+”计划。“学术+”计划,就是要将学会所有的项目,要围绕学术活动为中心设计。哪怕看似单一的新书发布会或分享会,要定主题,要有诗学延展。
迄今为止,中国诗歌学会已举办论坛、研讨会、讲座近100余场,其中,《新时期诗歌美学》《诗歌与城市发展》《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审美维度》《新时代新诗学》等为代表的研讨会的诗学观点,为中国诗歌写作厘清了航线,国内外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纷纷期待与中国诗歌学会展开合作。
“学术+”计划在重大事件面前不缺席。今年3月发生的新冠疫情,中国诗歌学会开速组织《疫情之下,中国诗歌的态度》大讨论,部分文章在《工人日报》刊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的反响,大量读者和诗人给中国诗歌学会公众号后台留言。
“学术+”计划推行以来,也为中国诗歌学会收获了口碑。一些活动已在国内拥有一定影响,如关注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全国诗歌公益活动“我们与你在一起”和响应党和国家“扶贫攻坚战”计划的“贫困地区诗歌文化建设工程”等。
学术主导话语权 讲好中国故事
“学术+”计划中的论坛、讲座、研讨会,是个让古今中外诗学“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以学术占据诗歌的制高点,用中国诗歌向中外讲好中国故事。
以中国新诗的百年一遇为契机,2017年伊始,中国诗歌学会在联袂北京大学共同筹备2018年9月举行的《百年新诗纪念大会》的同时,黄怒波提出了与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编撰、出版《中国新诗总论》和《“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的计划。
2019年5月,《中国新诗总论》如期出版。《中国新诗总论》由中国新诗理论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担任总主编,它收录、严选了中国新诗百年来重要的理论批评文献,共6卷约400万字。
《中国新诗总论》
同年8月,《“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第一辑22卷亦如期出版(第二辑21个国家的诗歌译著尚在编辑出版中)。第一辑涉及到“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17个国家。
《“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以诗歌的方式和语言,建立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间对话的渠道。尤其是该丛书翻译阵容空前盛大,由赵振江、仲跻昆、顾蕴璞、穆宏燕等数三十余位老中青三代翻译家组成。
《“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
中国诗歌学会由此团结了一大批中国诗歌领域的理论权威和优秀研究学者,以及长期为国家经典文学译著耕耘着的优秀翻译家,这些力量充实到中国诗歌学会的学术专家库后,一时间,学会学术人才济济。
“学术+”计,还有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用诗歌讲好中国故事。2017年起,中国诗歌学会每年在上半年以多国语种发布《中国诗歌年度报告》。
《中国诗歌年度报告》以年为单元,是中国诗歌活动的大事记,成果、创作和理论的总成。在中国,它属于一部超越年鉴的“史记”;在国际上,它是一部外国了解中国诗歌的窗口“工具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每每提及都要肯定一番:“填补中国诗歌史上空白的《中国诗歌年度报告》,以多国语种发布,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它在以诗歌语言,在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此外,积极与境外的社会组织或高校联合,开展国与国之间的诗歌学术交流活动,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举措。中国诗歌学会自2016年起,先后与日本城西大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韩国诗歌协会建立起定期的诗学对话关系,让中国诗歌的头部学者和代表诗人,与国外的头部学者和代表诗人进行民间性质的学术互动,在推动国与国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增进了解和增强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记者手记:
中国诗歌学会仅用5年的时间就“异军突出”,在于其清楚地定位了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职能,集结社会组织的各种优势,主动承担政府职能以外的社会义务。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中国诗歌学会所以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立项并非偶然,早在《中国新诗总论》编撰期间,中国诗歌学会已经注意到百年新诗对儿童诗歌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疏落。因此在2019年的8月在安徽宏村举行了首届“童诗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当时,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激动不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关于儿童诗歌创作与理论的专门会议,前所未有。”
而留心今年5月发起“中国诗歌艾月”和2020年6月发起“中国诗歌童诗月”,很轻易地从倡议书上看到两个诗歌月透露着中国诗歌当下亟待解决学术问题研究的导向。
责编:杜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