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十年 | 刘蔷：在研究中见证古籍修复的价值和变迁

我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是一位古籍版本研究专家，出于研究工作需要，我经常会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浏览馆藏书籍。自2009年起，由我着手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海内外现存清宫天禄琳琅书的调查与研究”，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天禄琳琅”藏书，在对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书修复的过程中，我也走近了国图中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者。

刘蔷曾在台北故宫查阅“天禄琳琅”书

“天禄琳琅”是清代乾隆年间将皇宫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其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书。虽贵为宫廷善本专藏，但从建立直至20世纪50年代，几经坎坷，磨难频生。其间，火、盗、兵、蠹，致使前编书尽毁，后编藏书也有损佚，664部中已有近40部不见影踪，存世的600余部主要存藏于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我的学术工作就是从事古籍版本学和目录学方面的研究，要确立《天禄琳琅书目》在版本学和目录学史上的学术地位，我课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存世的664部“天禄琳琅”书找到。

在长达10年的调查中，我不断进出国图查阅古籍馆藏，确认了国图是典藏“天禄琳琅”书在台北故宫之外的第二大收藏单位。国图所藏的“天禄琳琅”书的特点，一是宋元版书的比例高；二是书籍残缺的数量多，每一部书背后都有一个辗转曲折的流传故事。我的深入研究也推动着国图对馆藏“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的启动。2013年6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完成了“天禄琳琅”未编书的编目，并对其进行了破损情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批书籍中10%属于一级破损，急需抢救性修复，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此为契机，计划开展“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用若干年时间完成对这批珍贵古籍的修复，随后，邀请古籍修复领域有关专家对“天禄琳琅”修复方案和工作计划进行论证。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正式启动，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担任首席专家。经过8年多的努力，项目涉及的破损古籍全部修复完成，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多达300多册重度残损的古籍需要修复，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我曾主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焚余书”（特指抗战时期曾经战火而幸存的一批古籍）的整理和修复，因此对古籍修复所涉及的工作、技法都有所了解。古籍修补是一门复杂精深的传统工艺，一部书的修补需要很多道工序，如揭页、去污、去霉、洗净、整补虫蛀鼠噬痕迹、补齐烧焦缺损书页、溜口、装帧成册等。同时，修补者还需要细致耐心以及不厌其烦的工作精神。最重要的是，这些古籍所具备的文物价值，令它们保留着特定时代的美，修复古书不仅是保持和延续古书原有的文物价值，还要延续、不能破坏这种美。“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可见古籍修复对参加修补工作人员的要求之高，同时，他们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可想而知。

整理、修复古籍需要付出很多心血。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提到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便是描述古籍修复师应具备的本领。一位合格的修复师，不仅需要高超的修复技术，还要集古籍版本知识、保护知识、文史知识、艺术审美于一身，并且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可谓是一种修心之旅。在工作中我接触、熟识的朱振彬，眼见他20年来悉心完成国图古籍修复工作，头发从乌黑变成花白。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同样承接着这一指示精神，在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营造良好氛围。站在古籍保护、修复的角度，我认为，如今古籍修复工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修复人才也在迅速成长。以“天禄琳琅”修复项目为代表的契机和平台，让修复人才在实战中得到锻炼。

结合10年来古籍保护和修复的发展历程，我心生感慨：通过“天禄琳琅”书200余年聚散和当今被重视、被修复的经历，可以看到书运的通厄，反映的是文运的盛衰，又折射出国运的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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