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旅年华｜董琦：要把文博工作当做终身事业来做

2021年8月的一天，我们前往董琦的家中进行采访。虽然董琦刚刚做完手术回家修养，身体比较虚弱，但仍精心布置了采访现场，并且十分投入地完成了采访。董琦向我们回忆起入党的初心与经过，以及多年的工作心得。

董琦于199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7月，对于董琦个人来说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第二件事是董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通过，被颁发了历史学博士的证书。在1992年毕业之前，董琦在北大读了五年研究生，前两年是读硕士研究生，后三年是读博博士研究生。在读五年研究生的过程当中，院系的党委组织不断地对董琦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指导、教育和培养，所以渐渐地使他明白要把文博事业、把研究工作做好，仅仅读书是不够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才能使工作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坚定的信仰，这样才能把文博工作不仅仅当做一个工作，而是作为一个终身的事业来对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有信仰。没有坚定的信仰，无论做什么工作、事业都是没有方向的，都是做不好的。

董琦参加工作比获得博士学位和加入党组织要更早一些。1976年，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专门设立一个考古征集组。董琦就作为一名普通的考古研究人员，参加了历史博物馆在全国各地的重要考古发掘工作。

董琦讲到，从1976年开始，在四十五年的工作当中，对他个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改革开放对文博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董琦在1977年参加了河南省登封的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通过和河南省博物馆考古队合作，共同发掘王城岗遗址，第一次明确地确定了在中国的史前遗址是有城址出现的。在发现王城岗遗址之前的几十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当中，是有发现史前城址的种种迹象，但是都没有确凿证据。正是通过对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才确定了中国史前遗址当中已经存在城址。这个确定对考古学之后的发展影响很大。在王城岗城址发现之后，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县召开了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会议，通过现场会议，把全国重要的考古研究人员集合在一起进行研讨。从此以后，中国史前考古的城址遗址像雨后春笋一样的被发现。虽然现在发现一座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在当时是需要很多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和探讨的。

另外就是在1989年，当时的馆领导决定要修改中国通史陈列，从整个的陈列的指导方向、陈列大纲框架都要进行全新的修改。在修改当中，国家要求把当时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成果、重要文物调拨到我们中国历史博物馆。比方说，有当时轰动全国的在辽宁出土的号称中华第一龙的玉龙，是当地的同事主动调拨给我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董琦当时是负责山东省的调拨文物工作，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影响很大。回看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发展过程，是靠全国文博单位的支援，把全国最珍贵的国宝调拨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充实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才能看到今天国家博物馆如此之多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是全国各地兄弟单位无偿地调拨给历史博物馆的，这样的事情今后可能也很难再有了。

董琦回忆道，对他个人以及博物馆事业来说的一件大事情，就是在2003年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实际上是把原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个单位合并成一个单位叫中国国家博物馆。但是这个合并不是简单的把两个单位合在一起，而是从党和政府、国家的层面正式成立了一个带国字头的展示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一个国家级博物馆，同时也是将中国近现代史纳入了中国历史的长河，成为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两个博物馆的合并是一项极其重大的事件。

在之后的20年当中，董琦主要是在馆里做陈列展览工作，这不仅仅是要组织策划推出一系列的重要陈列和专题展览，同时是在全国范围进行各种文化交流，在国际上和各国的文明之间进行对话。文博事业如果想要蓬勃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培养好人才。国家博物馆现在的人才队伍也让他感到很欣慰，比如现在在国家博物馆担任常务副馆长的陈成军副馆长、白云涛副馆长、丁鹏渤副馆长，这些同志之前都是能力很强的部门负责人和研究人员。所以国家博物馆在当时除了把陈列展览工作做好，也培养了一批在政治立场上很坚定、在业务上很出色、对陈列工作把握程度很高、对于各个考古课题和历史研究课题有深入研究的年轻学者。现在这批专家学者工作人员已经成为了国家博物馆的中坚力量，如果能将这批人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的话，对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长远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董琦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能够培养出新的一批博物馆人才，为国家的博物馆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董琦讲道：“在博物馆工作了一辈子，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把文博工作当做终身事业来做，持之以恒的做，坚定信念，也要甘于坐冷板凳，不要被这其中所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困住脚步，也不会对一些问题和现象感到迷茫。我是非常希望新一代的国博工作人员向老一代的同志学习，也要把文博工作当做一项终身事业来做，要甘于寂寞，不要受到社会上的各种诱惑，踏踏实实把博物馆的工作做好，这样国家博物馆的事业才能够后继有人，优秀的文化才能传承有序。”

董琦又给前来采访的新同事谈了关于田野考古工作的一些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

第一从开展工作的方式来讲，现在比过去大不一样，在当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需要跟各个地方省市的文博单位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工作的，这其中做协调工作是比较繁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文博单位考古机构都感觉到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重大考古研究和重大考古发掘，仅靠一家来做，是很难做好的。中国的考古事业从当初的每家考古机构和单位单打独斗的机制，逐渐转变为现在各个机构能够联合进行发掘工作的新方式，这也是近年来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就是工作环境的变化，当年到野外考古，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是和农民一样的，甚至比农民还要更艰苦一些。一般情况是，到当地去进行发掘，会租住农民的房子，房子里有什么样的床就只能睡什么样的床，之前在山西进行发掘的时候，租住的屋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床，只能就在地上铺一些麦秸草当做床铺。如今的考古工地，条件设施都比较齐全，都是建立考古工作站，有办公或者休息的地方，以及食堂等等生活的配套设施。做田野考古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比如说到了夏天最热和冬天最冷的的时候，农民们是不会下地干活儿的，但是做考古发掘工作，最热的时候最冷的时候也是得工作，所以在这方面比农民还辛苦。尽管现在田野考古的工作和生活待遇比过去好很多，但还是不够的，所以趁这个机会，董琦再次呼吁博物馆单位：希望在田野考古工作方面，能够从国家的层面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让每个做田野考古发掘的工作者能够安心的在工地进行发掘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工作待遇。

董琦还与我们讲述了在博物馆陈列展览方面的工作经验与今后工作的重点方向。董琦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后半段时期，主要是做陈列研究和各种管理工作。这两项工作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从考古学变成博物馆学，这两个学科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如果要不断地推出反映中华文明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展陈的时候，一定会需要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文物来做支撑。博物馆最大的功能就是用文物来说明历史，具体到中国来说就是利用中国考古发掘的中国文物来阐述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进程。所以对董琦来说，从考古学转到博物馆学做陈列展览的工作，这个转换也是很自然的。在组织策划的展览当中，有一部分是专门展示考古新成果的展览，例如各大考古新成果展，国家各大重要周年纪念的考古成果展等等。对于国家博物馆的各个专题展览，博物馆也应该关注专题方面的研究新突破和新发现，要不断地吸收各种考古新成果和新发现充实到已有的陈列展览当中，使观众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能够看到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对中华文明有更深的了解。

董琦也为党的百岁生日送上了祝福：“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这个日子里，其实我心中最为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博物馆人，更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依旧欣欣向荣，繁荣成长，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不断前进。”

（特邀作者：闫彦 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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