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优秀文艺作品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

如果说1905年《定军山》的上映拉开了我国电影发展的序幕，1922年杜宇编导的无声短片《顽童》则首次将儿童作为影片描绘的主要人物，也成为目前我国公认的第一部儿童电影。不过，《顽童》只是简单地展现了儿童顽皮嬉戏的场景，在故事讲述和整体结构上并不成熟。1923年，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完整讲述了流落在外的男孩余璞救爷爷于危难之中，最终实现一家团聚的故事，它是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是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长片，标志着我国儿童故事片从此走上了发展正途。

我国儿童电影是在五四新文化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它稍晚于儿童文学和儿童戏剧的诞生，却也随着现代教育观和儿童观的普及与接纳逐渐走进了我国儿童群体的日常生活。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儿童电影与普通电影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在电影业起起落落的发展变化中，儿童电影因其题材和受众的特殊性，在思想价值、情节内容和风格样式方面的变化相对较小，这时期儿童电影多为以儿童为主角的家庭、社会伦理剧。从1927年起，受武侠神怪片的影响，也涌现了许多描写小英雄、小侠客的儿童电影。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广大国民对伦理片、言情片、武侠片、神怪片逐渐丧失兴趣，电影事业的改革势在必行，在左翼电影潮的深刻影响下，儿童电影改变了滑稽打闹、低俗无聊的电影风气，加入了反映现实、教化儿童的深度和力量。1933年3月，“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推动电影事业进步，这时的电影与时代的结合更加紧密，真实地反映现实，细致地剖析人性。在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引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儿童电影褪去了20世纪20年代儿童电影的单一伦理色彩，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涌现出以《迷途的羔羊》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儿童电影。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反动统治走向覆灭，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在这黑暗尚存一丝、光明即将到来的时刻，产生了不少以戏剧形式表现的电影。1949年摄制的《三毛流浪记》就是这样一部引人发笑、引人深思的作品，不仅是那个时期电影作品中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可以说，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里，中国儿童电影完成了艺术化的道路，为之后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艺术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对儿童教育和文化艺术高度重视，因此儿童文学、儿童电影和儿童戏剧在整个文艺体系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涌现了如《鸡毛信》《民兵的儿子》《黎明的河边》《地下少先队》《五彩路》《英雄小八路》和《小兵张嘎》等极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塑造了一批鲜明的儿童形象。随后的十年，儿童电影也出现了不少红色经典作品，比如《闪闪的红星》《向阳院的故事》《黄河少年》《烽火少年》和《草原儿女》等。红色题材的儿童电影表现主旋律、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像“嘎子”和“潘冬子”这样的儿童形象和“雷锋”这样的英雄形象也在电影热映的推动下成为时代的楷模，影响了几代少年儿童。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我国儿童电影的大发展时期，涌现了如《我的九月》《哦，香雪》和《草房子》等经典作品。这段时期的儿童电影有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儿童本位，即儿童电影着力于刻画儿童真实生活，反映儿童精神世界，也展现成人对儿童的关注、关爱以及社会对儿童群体的关心，这与新时期文艺的人道主义和人的文学的观点相呼应。二是儿童电影回到了艺术的位置，尤其是回到了作为电影艺术的位置，在色彩运镜、内容构思、叙事方法等方面都展现了独特的艺术性，呈现出“诗化”的特征。三是儿童电影主动承担了时代启蒙和社会教育的功能，试图以电影的方式来弥合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差异，并唤起整个社会对儿童世界的关爱以及对儿童成长的呵护。儿童电影在这一阶段有力地呼应了儿童文学，并与儿童文学、儿童戏剧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儿童电影对儿童文学的大量改编，推动了现代儿童文学和当代儿童文学的传播、接受及经典化。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儿童电影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遇到了一些新问题，这一现象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一是儿童电影需要同其他电影一起接受市场的考验，然而儿童观影主要依赖于家长的选择，且儿童电影的受众群体有限，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如其他电影。二是互联网迅速发展和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短视频等网络文化产品对儿童电影产生了冲击，儿童电影传播由传统院线模式进入到了新媒体分享模式。三是激增的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化产品，分散了儿童的文化消费注意力，儿童和家长有了更多的选择，儿童电影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四是儿童电影本身从生产到传播机制未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儿童受众的新需求，成人作为创作主体对儿童受众的各方面需求把握不够到位，儿童电影本身的观念也制约了自身的发展，观众群体的特殊性造成了儿童电影发展的困境。

中国儿童电影在100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走过了曲折的发展之路，甚至在进入新世纪后受到来自新媒体等的巨大挑战，但也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

首先，再现了童年生命状态，反映了时代精神及中国人对儿童的爱。中国儿童电影以视听艺术的形式演绎了不同时代少年儿童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原初真实的人的愿望和期待。如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反映了当时儿童的苦难，赞扬美好品德，抨击恶劣人性，关注儿童教育等社会问题，影片结尾处，余蔚如投资兴办学校也彰显了“教育兴国”的进步观念；特殊年代，《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机智勇敢，热爱祖国，成为一代少年儿童成长的榜样；20世纪90年代的《草房子》和《花季·雨季》等优秀电影作品，反映了当时的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好奇、困惑等不同的真实心境。可以说，100年来，中国儿童电影征服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收获了良好的市场价值，拥有了惊人的国际影响力，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电影史。此外，中国儿童电影保留了对儿童世界的关注和爱好，也保留了对本真人性的关注，展示了中国人的仁爱之心，以及对儿童生命的重视。

其次，中国儿童电影在儿童文学的改编中显示了艺术创造性。1922年至1949年诞生的23部儿童电影，其中有近1/4改编自儿童文学；在1949年至1976年摄制的54部电影中也有接近半数来源于改编，其中更有22部作品改编自我国的儿童文学，迎来了我国儿童文学改编电影的第一次高潮。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儿童电影是1953年拍摄的《为孩子们祝福》，它是根据秦兆阳的同名儿童小说改编的；1954年，根据华山同名小说改编的《鸡毛信》也摄制完成，并成为我国在国际上获奖的首部儿童故事片；1978年至1990年诞生了99部儿童电影，这期间，几乎每一年都有儿童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城南旧事》《红衣少女》《我的九月》等影片均为儿童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这些作品在评赏中的关键词为“思想性”，而这正是在中国儿童电影发展过程中被反复提到的有待研究突破的问题。由此可见，对儿童文学的改编贯穿了儿童电影发展的各个阶段，这种传统使得中国儿童电影有了文学性、审美性、思想性，在内容和主题上更加贴近儿童的真实世界，这也成为新中国儿童电影广有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行至今日，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不难发现它依然闪耀着夺目的艺术与思想的光芒，不但烛照了几代电影艺术家辛勤的奉献与爱，也见证了我国文学艺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绩。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的历程、经验与贡献将为新时代的儿童教育和儿童文艺提供可借鉴的样本，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到尽量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到平均调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实施艺术教育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随着近年来素质教育观念的不断推广，寓教于乐的艺术美育日益深入人心，儿童剧在演出行业的成绩也日益亮眼。统计数据显示，凭借源源不断的观众所带来的票房号召力，2021年中国儿童剧演出票房超10亿元，观众人次与演出场次持续增长，演出质量和演出形态也在不断扩展。2022年春节前后，顺应北京冬奥热潮，以冰墩墩、雪容融为主角的儿童剧也火热上演。

经典IP一直是儿童剧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三只小猪》《木偶奇遇记》《美人鱼》《长袜子皮皮》《灰姑娘》《西游记》等，均成为儿童剧改编的首选。经典IP本身拥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容易获得家长的认可和孩子的喜爱。与此同时，不少持续上演多年已形成品牌的儿童剧剧目，也依旧受到市场欢迎，比如《故宫里的大怪兽》系列等。还有一部分已形成品牌的儿童剧，虽然并非由经典IP改编而成，但通过多年的上演，靠口碑积淀下较大的号召力，也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比如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木又寸》《三个和尚》等。

纵观近年来的中国儿童剧市场，我们发现，优秀的儿童剧既应具备优秀戏剧所需的对主题的高度贯彻和对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还应通过对儿童心理深入了解，找到符合儿童心理接受的艺术表达方式。创造力作为人类最可贵的天赋，在儿童身上显影为可贵的想象力。因此，优秀的儿童戏剧应该让孩子们被现实限制的想象力获得充分释放，激发出孩子们源源不断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以抵御其在成长过程中被成人世界训规而逐步形成的单一思考模式。《三只小猪·变变变》《小吉普·变变变》《小卡车·变变变》《身体·变变变》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日本道化剧团推出的“变变变”系列，“创造力”“好奇心”“参与感”正是这系列作品的关键词。演出中，日常用品在演员手中不断变化，毛巾变成小鸡、纸杯变成领结、海绵变成摩天轮和火车……甚至运用演员的身体作为道具，以“黑光剧”的呈现方式，以魔术般的变化吸引着孩子。据说看完演出回到家后，很多孩子会随手拿起家里的日常用品照着剧中的样子学着表演，戏剧也因此从台上走到台下，走进了孩子们的生活中。

时代在变化，人的观念与认知也在改变，更丰富的知识、更敏锐的感知力、更迅捷的学习力，在媒介高度发展的时代，新一代儿童的思想成熟度已经远超前一代人。如果儿童剧还仅仅停留在编故事、讲道理的层面，就很难满足这一代儿童观众的精神需求。因此，儿童剧创作在题材广度和深度上的挖掘，以及在原创力方面的拓展，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好的儿童剧不仅要贴合孩子的情感需求，还需要有一定深度和厚度，作品内涵能通达人性本质、具有多元解读的可能，使得成人观众也能在儿童剧的故事中看到自己。比如，西安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儿童剧《二十四个奶奶》就以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二十四节气为背景，以奶奶和孙子情感交流、孙子成长为线索，把浓郁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通过创意肢体剧的形式、灵动的舞台呈现出来，给观众带来了关于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都市与乡村、沟通与包容、人类与自然的思考。

教育家陶行知认为，整个社会是生活教育的场所，社会是大众的学校，人人可做我们的老师、同学。近年来，除了剧场内进行的传统儿童剧演出外，不少学校、幼儿园、校外教育机构乃至博物馆、科技馆等也在大力开展儿童戏剧演出活动。因此，一个比舞台演出更为广阔的儿童戏剧天地被带到了大众面前，作为教育手段的儿童戏剧也越来越被熟知。孩子们不再只是舞台下的戏剧观众，他们正在更多地通过表演和创作参与到儿童戏剧活动中来。

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提倡用互动戏剧的形式让儿童身临其境，扩展儿童的体验经验。儿童戏剧以角色扮演和即兴创作为基础，提倡用互动戏剧的形式让儿童身临其境，扩展儿童的体验经验，旨在发展教育戏剧。随着《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印发，教育戏剧在各地公办小学中逐步开展，让戏剧与语文、科学、道德、英语等学科教学融合。不少小学在第二课堂推出“体验式阅读”的儿童戏剧教育，以学生和教师入戏扮演等方式，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排演、课外阅读，通过亲身参与和主动思考，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感，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助力学生的身心发展，丰盈他们的精神世界。课本剧作为戏剧与语文的结合，更多的是希望让学生在表演中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人物和情节，更好地理解语文课本上的知识内容，充分挖掘学生的综合能力，表演的好坏在其次。

据了解，近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携手合作，共同打造了一部独具特色的现实题材儿童剧《新安旅行团》。其中，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孩子们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专业演员共同完成整部剧的创作和表演。

80多年前，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以文艺的方式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今天，新安小学的孩子们以戏剧表演的方式对当年的红色历史进行回顾。当年的同龄人如何通过亲身践行去传达“抗日救亡有我”的精神，是这部现实题材儿童剧《新安旅行团》创作演出的目标。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探索“新时代种子计划”的首部作品，创作《新安旅行团》不只是要打造一部红色儿童剧，关键是要用儿童戏剧的方式让戏剧的种子扎根于孩子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拥有系统的、有延续性的戏剧体验并不断接续传播，在学校教育中形成一种戏剧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安旅行团》也不单单是一部儿童剧，而是希望通过儿童戏剧的创作让更多人、更多孩子能够更具体生动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

作为一种自然自发的活动，戏剧可以说是儿童的本能。从观看戏剧到参与戏剧，孩子们通过全方位参与戏剧活动获得全方位的体验，在体验生活、表现生活、创造生活中实现更多真挚情感的交流，获得更多美妙丰富的生命体验。而让孩子们在戏剧活动中展现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在戏剧表演中思考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问题，从而丰富他们的认知和情感，也正是新时代儿童戏剧超越传统儿童剧的深层次教育价值。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胡适提出了白话文学，周作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儿童的文学，最终形成完备、系统的新文学建设的理论。胡适没有提出儿童的文学，但这不意味着胡适不关心儿童文学、没有思考过儿童文学的问题。

1921年12月31日，胡适在当时的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学会上作了《国语运动与文学》的演讲，其中谈到儿童文学：“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儿童的生活，颇有和原始人类相类似之处，童话神话，当然是他们独有的恩物；各种故事，也在他们欢喜之列。他们既欢喜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不妨尽搜罗这些东西给他们，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他们自会领悟，思想自会改变，自会进步的……”

这说明胡适已经认识到儿童文学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儿童文学”的“趋势”，就是指当时的“儿童文学运动”。胡适在这次演讲中的儿童文学观点，基本就是复演说和儿童本位论，极有可能来自周作人的文章。

其实，以儿童文学的视角看，胡适创作的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里面就有不少儿童诗，甚至可以解释不少新文学的反对者和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的困惑。不少人认为胡适的《尝试集》味同嚼蜡，是文学史上的笑话。如《尝试集》第一首《两个蝴蝶》（又名《朋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如果从古典文学的角度看，这是一首十分蹩脚的旧诗。如果说是新诗，好像又没有完全解放，五字一句，一共八句，形式又像旧诗，只是句子白话一些。此诗一出，当时的文学界舆论哗然，不少人把这首诗当笑话看。这首诗作于1916年，是胡适“尝试”出来的。其实，如废名在《新诗问答》中所说：“新诗要别于旧诗而能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

后来，废名又进一步在《谈新诗》讲义中进一步指出，新诗与旧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是否有“诗的内容”。如果说，《两个蝴蝶》能成为一首新诗，它的“诗的内容”在哪里？这得从儿童诗的角度来读。胡适是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来看“两个蝴蝶”的活动，揭示出了“朋友”的内涵，即：“朋友”就要行动一致，形影不离，一个人不好玩，要跟小伙伴一起玩。成人对朋友的理解不会如此简单、质朴，一般会夹杂功利成分。但这是一个小孩子对友情的感觉，于是成就了这首诗的“诗的内容”。胡适有赤子之心，虽然他当时没有自觉的儿童文学的创作意识，依然在当时写出了这样一首儿童诗。类似情形也发生在被胡适称为“我的最早的同志”陈衡哲那里。

陈衡哲在1916年前后就坚定地支持胡适的新文学思想，并从创作实践上呼应“文学革命”。1917年，她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发表在美国的《留美学生季报》上。1917年，她又创作了白话文童话《小雨点》。

《小雨点》的诞生，具有多重文学史意义。首先，它通篇使用浅易的白话，是中国最早的新文学作品之一。胡适在《小雨点》的序言中评价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陈衡哲的笔名）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其次，《小雨点》不仅是一篇童话作品，更是一篇科学童话作品。中国童话史家金燕玉赞《小雨点》为“第一篇真正可以称为白话创作的现代文学童话”，可以说具有真知灼见。

另外，《小雨点》是一部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至今读来仍不过时。比如，《小雨点》开篇写道：“小雨点的家，在一个紫山上面的云里。有一天，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在屋子里游玩，忽然外面来了一阵风，把他卷到了屋外去。小雨点着了急，伸直了喉咙叫道：‘风伯伯，快点放了我呀！’风伯伯一点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卷去。小雨点吓得闭了眼，连气也不敢出。后来觉得风伯伯去了，他才慢慢地把眼睛睁开，四周看了一看。”作品中“小雨点”的形象，纯然是一个儿童的形象，这一创作也是作家发自内心的、自然的创作。这个意义十分重要，充分说明真正好的儿童文学创作，一定是作家发自内心的自由书写。

1928年，陈衡哲的作品集《小雨点》出版，其中所收录的《西风》《运河与扬子江》《孟哥哥》《波儿》等也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可能是由于这本书出版得太晚，其影响没有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那么大。

1933年，陈衡哲在《介绍几本儿童读物》中谈到，儿童文学不能“天天板起面孔来给儿童讲道德经”，同时提出创作儿童文学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四个条件：有兴趣、适于儿童的心理、具有优美高尚的情节与人物、简易流丽的文字。这不啻于是她关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儿童本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