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专刊 | 该如何谈“夏文化”？历史与考古学者展开对话

7月1日，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河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夏史探原——历史与考古学者之间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原历史与文化研究院）举行。郑州大学副校长韩国河、河南省文物局局长任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等参会。

韩国河指出，夏代历史和夏文化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华文明研究的重大课题。夏王朝作为中国第一个朝代，深入研究其形成、发展历程和文化内涵，对于深化中华文明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立足考古，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推动多学科交流合作，对于夏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任伟在致辞中指出，党和国家对夏文化研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任伟表示，考古学者要承担考古学责任，推动夏文化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以《为什么要谈“夏文化”》为题作主题发言。他首先指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强调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不断裂。夏代属于王国时代，是最早的王国，是研究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所以研究夏文化要将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相互佐证。同时提出研究夏文化要了解国家、国性，要将国家文化与族群文化相区别，并倡导在了解各学科发展特点及明确各学科内涵的前提下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夏文化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奠定“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形成中华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观、促进各学科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夏文化、夏代都邑、夏代的相关史料等议题先后作了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报告的题目为《关于早期夏文化与早期国家的问题》。方燕明认为，将距今4000年前后的物质遗存与早期国家相对照，豫西嵩山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新砦期已进入早期国家，并归纳出具体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副研究员赵海涛报告的题目为《二里头与夏文化探索》。他首先梳理了历史文献中的夏，之后提出多学科合作、多种科技手段的深度参与，对于全面、深入揭示二里头遗址以及探索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报告的题目为《从新考古发现认识二里头遗址与夏代都邑》。他认为，近年来考古发现逐渐显示出，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的中心，也是夏王朝晚期都邑。二里头遗址在商初保持传统文化，在豫西形成孤岛现象，这与其特殊的地位关系密切。二里头文化陶器中的龙蛇图像展现了史载夏后氏——龙为尊的图腾崇拜与文化认同，陶质酒礼器组合展示了夏人祼礼的器用仪制与夏商之际礼制的沿革、陶礼器向周边地区的传播，勾勒出夏人政治结构与社会秩序网络的辐射与迁播。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光辉报告的题目为《夏文化探索的山西视角：中心与边缘》。他指出，在近年关于夏纪年始于龙山时代晚期的认识体系和系列新发现的推动下，对于夏文化的山西探索呈现出两个值得注意的视角：一个为传统的中心视角，在核心探索区之一的晋南看夏文化研究；另一个为边缘视角，在核心探索区之外的晋西北看夏文化的研究。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侯卫东报告的题目为《中原腹地夏商更替现象与夏文化之尾》。他认为，地处中原腹地的偃师二里头夏都等夏商之际的都邑，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二里岗下层一期这个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过渡期，城市营造信息、文化面貌景观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夏商王朝更替及文化更替现象，可据此推定夏文化之尾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之际。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严志斌以《中国文字创制的时代》为题，指出二里岗文化各类型区域广袤，不同区域之间传达信息、行使权力等相关需求是文字系统产生的内在动力。因此二里岗在较短的时间内创制了文字系统。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立柱以《夏代历史需要出土夏文字“确证”命题不成立》为题，指出文献与文物彼此可以互补，关键在于通过研判恰如其分地说明问题，不应以出土与否而有价值不一的等差之别。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程浩以《清华简关于夏代史料的发现及其意义》为题，通过“清华简”中对夏代的描述的梳理，指出从商周至战国，古人对于夏代历史的认识会有所偏差，但总体上仍是较为一致的。这显然是基于史实演变而来的。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郜向平以《二里头宫室建筑的形成和发展》为题，将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建筑基址同巩义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等同类遗存进行对比，并通过二里头文化墓葬材料梳理所得的启示，系统梳理了二里头宫室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修平以《上古中国研究的两条路径：传世文献与考古证据的比较》为题，通过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性质的对比，反思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倾向，进而反思“上古中国”研究的方法与态度，最后提出走出二重证据法，解释差异，而非仅弥合差异。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先怡衡以《我国早期绿松石的使用和矿料产源研究》为题，提出通过近几年西北地区绿松石采矿遗址研究，早期西北地区绿松石资源与黄河流域绿松石的供给也可能存在若干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在学术报告后进行总结。他表示,这次会议作报告的11位学者来自不同领域，各位学者就“历史与考古学者之间的对话”的“历史”如何解读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考古学擅长的是长时间段的考古学文化观察，并不是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可以多元阐释。夏文化研究的关键是“夏”的定义。考古遗存和历史文献中的“夏”如何对应看待？这是大家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他认为考古学家和文献学者应首先做好本职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合作。

刘海旺在闭幕式致辞时指出，此次会议聚焦学术热点，主题明确，卓有成效。各位学者畅所欲言，贡献了真知灼见。1977年夏文化研究到达高潮，夏商周断代工程又是一个高潮。在如今如此好的形势之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开展多个夏文化研究项目，同时扩充夏文化学术力量以加强研究，深入推进夏文化研究工作，有望取得更大收获。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夏文化研究将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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