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外卖》作品研讨会在杭召开

6月29日下午，中国第一部反映外卖小哥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外卖》作品研讨会在浙江理工大学下沙院区举办。

《中国外卖》为徐迟报告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得主，浙江省报告文学创委会委员杨丽萍所创作。该书甫一发行，《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半月谈》，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纷纷报道。党的二十大召开之日，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以“杨丽萍《中国外卖》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外卖小哥”为题，以专题报道致敬每一位“城市奔跑者”。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朱晓军认为，《中国外卖》是一部有深度，有广度，有温度，有时代显示度和浙江辨识度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是为“美好生活创造者、守护者”立传的力作，也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下的主题出版成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杨丽萍为创作《中国外卖》守在取餐处，跟着送外卖，深入到外卖小哥的住所，先后采访近百人，写出了这些小人物的在互联网时代下的甜酸苦辣与喜怒哀乐，真实真情地写出了他们的拼搏与奋斗的人生历程，也是脱贫、小康和振兴的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从小人物身上看得到，摸得着的“国家叙事”。

“有人说报告文学的作者是玉石匠人，用真实的材料雕琢出光辉照人的艺术品。”杭州市钱塘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区作协主席沈小玲表示，《中国外卖》重点写了杭州、上海、武汉、昆山、深圳、河南、嘉兴、邯郸等城市的30多位外卖小哥。每一个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都刻画得极其到位。人物语言个性化，以短句为主。通过大量独白，展现其真实的内心世界，使得人物有血有肉。细节描写、环境描写真实，如对外卖小哥家的描写：床，床上的枕头、被子、衣服，地上外卖箱、电饭锅、啤酒箱、电线、床头柜，茶几，阳台上的东西，鞋架上20多双运动鞋，墙角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用白描式的手法展现了外卖小哥的生活场景。作品结构巧妙。人物之间相对独立，又互相勾连。从而完成了各个章节的主题。

“从文学史来看，该书属于打工文学，与梁鸿的《出粱庄》一样都是对城市务工者的书写，但又有不同，它聚焦于加速度时代，互联网中国所特有的群体现象。”在浙江理工大学原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陈改玲看来，如此庞大的外卖小哥群体为中国所特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这部作品具有文化学和社会学意义。作品从生存一心理一精神三个维度来书写和审视其人生。外卖小哥在都市谋生谋爱，获得自尊与精神成长，他们与城市中所有从业人员一样，恋爱结婚，想要有个家，他们为快节奏的都市人提供服务，从满足别人的需要中发现自我，获得意义。他们所面临的不只是像1930年代《骆驼祥子》那样的城乡文明冲突，还有以肉身与互联网平台系统博弈。同时，作家的身份意识很强：非虚构作家，直接呈现调查过程，与采访者的交往，讲述其所看到的感受的；客观、冷静，叙述极其克制，去虚饰、不溢美，不隐恶，不煽情。笔调细腻，有女性视觉；语言朴素，简练，与写作对象相契合。

浙江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郭剑敏认为，《中国外卖》关注和记录当下中国，是一部非常真诚的作品。对观察当下中国大众生存状况而言极具典型性，作为第一部深入表现外卖小哥的报告文学作品，体现出了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存在，让普通民众通过努力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哪怕这种努力有很多的辛酸和不易，而送外卖正是这样的一个行业，它的包容性使得不同经历、不同身份、不同遭遇的人都能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钱塘图书馆馆长钱金利表示，《中国外卖》是非虚构写作。很多时候，现实比虚构更具有想象力，更有力量。书中很多不动声色的描述，犹如平静的海面下有着万顷波涛。一个没有深入采访的写作者想破脑袋，也不可能拥有这种力量。外卖小哥的生活是辛苦的，甚至是艰难的。所有的收入，都是血与汗与泪的结合体。但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只是展呈外卖的艰辛，显然是不够的。作者的笔下，送外卖时，遇到有人遇困难，他们会伸手帮一把，甚至奋不顾身。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是生命的补给线。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诗中说：“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中国外卖》呈现了一条“骨头里的江河”。把痛苦、艰辛、汗水、泪水乃至血水，熬成江河。作者选择了写作温暖的一面，让我们更加懂得、更加珍惜、更加感恩外卖小哥。

杭报集团钱塘新区传媒中心主任助理兼滨江新闻中心主任赵邱峰说，《中国外卖》采访之详尽、文笔之细腻、构思之巧妙、逻辑之严谨，让我深深折服，由衷感慨。《中国外卖》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难过，都有不愿向家人旁人透露却愿意对作者敞开心扉的事，读之也是我重新思考“做什么样的新闻”“好新闻应该是什么样”的动因。在杨丽萍的笔下还展现了人性之美、社会之温情、中国人之包容善良，如那些宽宏大量内心柔软的顾客、那座致敬“摆渡人”的英雄的城市，读之都如春风拂面，感叹人间值得。

作家吴志平说，《中国外卖》这作品，我家都在读，我读，我爱人读，我读初二的孩子也在读，一直在讨论，感觉第一是很好读。感觉特别好，很温暖。其次，我身边还有些人读了，都感觉书的表达非常好很真切，发现有很多让人感同身受的细节，比方王计兵去捞沙皮肤被摩擦的这种感觉，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

《中国外卖》主人公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王计兵说，2022年7月，《中国外卖》出版发行，杨丽萍在书中讲述了我的故事，还选几首我的诗。陈朝华读到后，转发到他的微博，引发2000多万点击量。一个礼拜后，出版社来联系我，我和第一家前来找我的出版社签了约。当年杨丽萍采访时，我说：“在生命结束时，我的书能出版一本，这可能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如今，我已出版了三本书，第四本出版社在催稿。《中国外卖》带给我很多的感动，我们成为被关注的群体。我的诗集销了10多万册，我家的经济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外卖》没出现前，我家的经济已经到了悬崖了，没有退路了。为了两个孩子上学，我不顾一切去贷款，最终的打算是等孩子毕业了，我就把昆山的房子卖掉，所有拼搏到此结束，回老家。因为我们的经济已经转不动了，到了极限了。《中国外卖》出版后，带动我的书出版，极大地改变我的经济状态。

“《中国外卖》是我写作生涯中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我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两年多的艰辛不堪回首，我觉得是值得的。”最后，《中国外卖》作者杨丽萍如是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可能基于三点：一是跟我的出身有关。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辽宁阜新，那是一座老工业城市，以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而著名。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一个大杂院里度过的，一幢幢简陋低矮的平房，一群到处奔跑玩耍的小伙伴，我们的父辈都在矿区工作。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很紧密，和后来在大城市中的疏离与边界大不相同。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在阜新日报当记者。由于煤矿资源枯竭，家乡有许多矿工下岗。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在一个大院玩耍过的发小，有的推着车卖水果，有的蹬三轮拉板车……外卖小哥与我家乡的“那些人”有较大相似度，从他们身上，我找到了记忆中熟悉的影子--我想通过书写他们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向上的力量，以此每一位为生活拼尽全力的劳动者致敬。二是我做过20多年的特稿记者，让我自觉或不自觉地有对时代、社会，以及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也有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我跟朱晓军老师合著过《快递中国》，对快递和外卖小哥有所了解，有感情，平时对他们很关注。外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是世界性的奇迹，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不可不讲中国快递和中国外卖。

据悉，《中国外卖》的英文、日文、俄文及阿拉伯文四种言语文字的版权已转让，预计今年陆续出版发行，将为中国故事、浙江故事 “走出去”，国际传播力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此次研讨会由杭州市作家协会、杭州市钱塘区作家协会、浙江理工大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宫富主持本次会议。

（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

责编：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