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 为作曲理论提供“中国方案”

作曲理论体系建构是音乐理论学科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工程，是对现今有关作曲和作曲理论系统性知识的梳理、归类、整合、提炼与重构；其涉及面跨越时空、融汇中外，深厚而宽广，聚焦且多元。通过关注作曲理论体系结构框架中的核心内容以及建构方式，进一步思考如何在这一宏大学术课题开展过程中更好地把握整体研究思路与学术定位等关键性问题。

本文围绕中国作曲理论体系的内涵、核心内容与建构方式，探讨了在其中凸显中国特色的可行路径，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作曲理论体系研究》学术定位等关键性问题做出分析和探讨。

整体把握作曲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就需明确和论证“作曲理论”“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等关键语词的内涵、外延及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在更深层的学术史原因、学理原因追问中揭示出作曲理论学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作曲理论”是一个总括的概念，涵盖一切关于专业创作的音乐构成和存在形式的方面。几百年来专业音乐创作表演实践和理论研究，积累了丰厚、多元的作曲理论。但就具有系统性意义的体系而言，世界范围内尚缺乏具有学术权威性的“作曲理论体系”之建构认定和记载。“作曲理论体系”可理解为与作曲及作品研究相关，并与作曲理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知系统。尽管作为其体系建构基础的专业作曲技法和作曲理论源自西方，但它已然融入了世界各地的智性，并成为了国际化的、与专业音乐创作及研究相关，且具有学术系统意义的核心内容。因而，“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狭隘的空间地域界限，其实质不仅在于作曲理论中国话语的真正形成，也是作曲理论体系建构的世界性补白。

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建构中的“中国特色”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根植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土壤，同时重视作曲理论学科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范畴群、核心问题域等；通过对这些带有鲜明中国话语特色之核心知识的归纳、整合与提升，集中体现当前中国作曲理论研究的学术进展和最新风貌，进而凸显中国之于世界作曲理论系统的理论贡献；二是关注国内外作曲理论新资源，在比较、对照、吸收、升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作曲理论学科的学术视野，创建涵盖创作论、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多维一体的“大作曲理论体系（系统）”，希冀提供一份能体现中国学者独特视角和不同理解的理论体系之“中国方案”，进而在中西音乐文化的视界融合中拓展世界范围内作曲理论体系的意蕴和内涵。而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国学者视野下）的“作曲理论体系”建构和研究之本质内核。

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侧重于以中外20世纪以来音乐创作及作曲理论为研究中心，厘清其理论基点、梳理其学理来源、阐明其核心概念、探寻其理论路径及总结其实践应用，并进行统合与多角度的整体研究，以实现对20世纪以来作曲理论学科概念、方法与历史逻辑的交融统一，进而在加强中国意识、文化意识、历史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基础之上，多元、深入地推进中国作曲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围绕上述学术目标和研究思路，项目核心内容及其建构方式体现为“一个中心、两种形式、三类形态、四个层面、五大内容”，具体如下：

“一个中心”：以20世纪以来作曲理论学术系统性核心内容为主要研究中心。

“两种形式”：涵盖调性与后调性音乐语言。

“三类形态”：描述（对中外作曲及作曲理论经典文献，特别是当代中国作曲家及其创作的个体与整体面貌的文献性整理、归纳），章法（涉及对音乐创作中的音高组织、节奏组织、音响组织、结构组织的观念与技法探究）和思辨（涵盖对中国与世界、当代音乐创作及理论相互关系、作曲理论体系认知与建构的审思）。

“四个层面”：学理关系研究——交叉与融合：中国作曲理论与国外作曲理论、作曲理论与相关学科之间关系的分析与研究；学术结构研究——概念与范畴：作曲理论学科本体问题与探讨；认识论研究——中与外，传统与当代：作曲理论学科知识集群的重审与反思；方法论研究——实证、分析与批评：后调性理论、结构对位理论、音声新观念、音乐叙事与修辞、音乐诠释学、音乐声景等理论的考量与启示，以及作曲理论体系建构的策略研究。

“五大内容”：基于开放、多元的当代文化语境，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分五个部分及一个总论。具体涉及作曲与作曲理论的历史发展及体系建构的若干问题，现当代音乐创作的观念及核心技法，现当代作曲—分析理论的核心知识及其演进，现当代音乐研究的视域拓展，中国现当代音乐作品中的技法特色与理论探赜（包括“当代中国作曲家及音乐创作辑录：1949—今”）等。五个部分之间具有互动互补、协同聚增的优化关系。五个子课题各自容纳了独特的概念、方法，因而它们能够通过正向递进及反向循环而彼此传递与分享各自的思想内容，由此导致五个子课题的研究可以实现动态互补及协同升级的目标。

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需打破作曲理论来源的地域界限。谈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源于中国的术语才是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国视野的理论话语。为此进行两对概念的讨论：

关于本源与本土：本源是指事物的根源和起源，是其存在的根据。但事物却不会一成不变，永远保持其原生状态，因此，某原生事物在自身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与非本源之其他事物发生关联并产生杂交、嫁接、融合，甚至变异。专业作曲技术及其理论系统亦是如此，尽管它们源自西方，但在自身演化、发展的数百年期间，早已融入了全世界的智性。换句话说，源自西方的专业作曲技术及其理论系统在今天来看，已经逐渐失去了其本源的实际（或全部）意义，它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共有并共享的国际化专业音乐创作与研究的资源和平台。本土是指本地和当地。但当与本源理论一起讨论时，本土所指的一般都与本土文化有关。本土文化并非是具有本源特质的传统文化，而是各种文化（非本源）经过本民族的习惯和思维方式沉淀的智性结晶，是本土独创且具有当地适应性的、对传统文化进行整合发展的、重新阐释的一种文化形式，它具有独特性、民族性和纯粹性。但伴随文化的交融和地域边界的模糊，本土文化的纯粹性不断受到挑战且难以继续保持自为的存在，它不可避免地融入或被融入到国际化的文化熔炉里。因此可以说，我国专业音乐创作的技术及其理论在其初始阶段受到西方理论体系的影响，但在而后的发展过程中，则不断地使其适应自身来自审美和形式的需求——一方面，民族化探索使中国的专业作曲及作曲理论颇具特色；另一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也因其特质而融入到国际化的共享资源及平台里面，并逐渐成了国际化的一部分。鉴此可以看出，本源、本土皆是可以转化的。理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褪去其本源的烙印，而本土的理论也可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智性模型从而影响文化及其理论的发展。

关于术语与话语：术语是学科的专门用语，是表达特定学科相关概念、范畴及命题的约定性语言和符号。学科术语具有专业性、科学性、系统性和普适性等特质，且一般不涉及意识形态并因此表现出其中性、无国界的特征。同理，作曲及作曲理论领域所有的专业术语，无论出自哪里，都是这门学科表达自身各种概念、关系以及过程，并用于学界交流的工具。从这个层面上讲，一方面“学无中西”，提倡“术语输入”，即可以充分吸收西方经典作曲理论概念—范畴等；另一方面要重视自身原创术语的采纳与使用，并尽量在建构和使用的同时充分考虑其国际化的通用标准及共享普适性。而话语是指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们从事沟通的具体语言行为，它不同于学科术语，话语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体现出话语者的某种社会意志和民族立场。换言之，术语不是话语，术语的使用并不代表话语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来作曲理论术语完全可以纳入中国作曲理论话语体系中。判定作曲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否具有中国特色，不能简单地以术语之来源这一标准来判定，而主要应该看其研究是否关注中国音乐创作，是否涉及中国作曲理论问题，进而是否形成了中国话语——即对世界产生影响。鉴此，我们意识到，术语的使用在于学科话语逻辑表达的清晰和准确，因此可以不问其出处；而话语的形成则需要靠研究主体的智慧、学识，对研究对象透彻的研究、把握，以及大胆且理性地重构并创建相关领域主体意识及其意义的能力。

基于此，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创建应符合当代实情，建构“大作曲理论体系”新型架构。凝练、整合有关作曲与作曲理论系统性知识集群，关注国内外作曲理论新资源，确立20世纪以来作曲理论核心内容标识性概念—范畴群、核心问题域，在比较、对照、吸收、升华的基础上扩大作曲理论学科的学术视野，创建涵盖创作论、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多维一体的“大作曲理论体系”，由此提供一份能体现中国学者独特视角和不同理解的“中国方案”，进而在中外音乐文化的视界融合中加深甚至拓展世界范围内作曲理论体系的意蕴和内涵，真正彰显出本项目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作曲理论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系课题首席专家。）

责编：勾晓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