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观察丨印度学家郁龙余悼段晴——心仪的人走了

3月26日上午八点五十分，吴蔚琳博士发来微信，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段晴教授因病逝世，并附上了一篇段教授的遗作《“慈悲者之城”与“涅槃城”》。

吴蔚琳与季羡林先生亦有渊源，得其真传，其导师陈明教授（博士）系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第一位博士，而她又是陈明的第一位博士；王邦维教授更是季羡林先生的第一位博士。段晴教授是吴蔚琳的梵文授课老师。所以，她悲从心来，一整天愁面苦脸，闷闷不乐。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

我1984年就离开燕园南下，和段晴交往并不多，记得并印象深刻的只有一次，那是在一次印度学研讨会上。发言时我说：“我对段晴教授心仪已久，今天才得以相见，分外高兴。”主持会议的会长刘安武先生就坐我身旁，他转身看了我一眼，又抬头看了看段晴教授。所以，这个场面让我终身难忘，而会议的具体名称、时间和地点，已经记不大清了。

段晴教授在第五届北大光华“一带一路”发展论坛暨全球商学院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2016年）

虽然，我不相信文人相轻、同行冤家之类的话，但是让我在同行同事中真正心仪即钦佩、仰慕一个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说，不等于没有。在我心中让我饮佩、仰慕即心仪的，一南一北有两个人。一位是林岗教授，他原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来调到深圳大学成了我的同事。他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也好，好到让人难以置信。1997年，深圳大学实行学院制，学校任命我为文学院长。我和同事们一致推荐林岗担任中文系主任。这样，他成了继乐黛云、胡经之、章必功和我之后的第五任中文系主任。在他任内，中文系的工作既风生水起，又脚踏实地，获得全校师生和学校领导的一致好评。后来，因为父亲年纪大了，他就申请调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工作，做一名普通的教师。但是，在我的心中他并不普通，是一位让我钦佩、仰慕的经师加人师。他离深赴穗后，我和他的关系一如往昔，君子之交淡如水。

段晴教授出席亚非语言文学博士论文答辩会（2016年）

南林北段。在北京大学有着一位和林岗教授相同家庭背景的杰出学者，令我钦佩、仰慕的段晴教授。她是季羡林先生的得意门生，硕土毕业后被送到德国汉堡大学，投在著名学者R.E.Emmerick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学成之后回到北大当梵文教师。几十年面对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面对学生胸怀奉献之心、仁爱之心。什么名誉地位统统置之脑后，心中想的就是不负师辈的教诲，一心一意将季羡林、金克木开创的冷门绝学发扬光大，为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段晴教授在第九届伊巴德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2018年）

天道酬勤。段晴几十年的默默耕耘，终于在学术田野上开垦出了一片硕果累累的果园。历朝历代，平民百姓家的子弟都知道，做学问难，继往圣绝学更难。孰不知对官家子弟而言，做学问、继往圣绝学难上加难。这是他们大都愿意从政经商重要的真实原因。段晴教授所以能让我当面说出心仪之语，是因为她面对这“难上加难”，能知难而上，几十年间被褐怀玉，声稀辞寡。最终，她的论文、专著、译作因其充盈而精湛，饮誉海内外。

段晴教授出席第一届图木舒克论坛大会接受央视采访（2021年）

古人说：“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季羡林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学术大师，而且是一位“善教者”。而段晴善继其志，在中国乃至世界梵学、佛学界，成为继季羡林先生之后的又一座学术高峰。

段晴教授未至古稀之年即逝世，是北京大学和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但是，她的学术、精神和情操，必将与世长存，永远激励年轻人沿着“为国立功，可以永年”的道路弘毅不止，砥砺前行。

（2022年3月26日于深圳）

印度总统（前排右）为郁龙余教授（前排左）颁授“杰出印度学家”奖

【作者简介】

郁龙余教授，男，1946年生，上海人。国际著名印度学家，中国印度文学、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专家。1965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地语专业，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诸师，学习印度语言文学。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1983年升讲师。

1984年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1991年升副教授，1996年升教授。历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留学生教学部主任，留学生教学部和师范学院顾问。2005年至今，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等。

2016年12月1日，被印度总统慕克吉于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颁授“杰出印度学家”奖。2019年11月，被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刘延东聘为该会顾问。2022年1月，被聘为《深圳社会科学》顾问（2022—2024）。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印度文学研究分会第四任会长（2019—2021）。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供图）

责编：贾亭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