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40讲》 | 第39讲：长江文化之“红”文化

《国家文化公园40讲》第39讲

安徽省安庆地区，有一个传奇的红色家庭，父子三人先后投身革命，并在中共五大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父亲一生为信仰所驱，曾是全中国青年的精神领袖；两个儿子在我党担任重要职位，一年内先后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氏父子三人：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积极参加武装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前往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这时起，他开始用家乡的独秀山为自己取笔名“独秀”。1915年，从日本归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发起猛烈进攻，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延揽了许多知名学者参与新文化运动，其后领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于1920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

就在陈独秀义无反顾擎起新文化运动大旗之时，他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也怀抱救国之志来到上海半工半读。两位少年白天在外发行《新青年》，晚上就住在《新青年》编辑部。他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精神，为世人所赞。

1917年，兄弟二人进入震旦大学（今复旦大学）学习。1919年，陈延年和陈乔年赴法留学。在周恩来、赵世炎等积极争取下，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离开法国，留学苏联，走上革命道路。从苏联回国后，陈延年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先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兄弟一南一北，父亲在上海居中，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五大于特殊时期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会上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段特殊记忆。

然而，正当陈延年、陈乔年意气风发，欲与反动敌人斗争到底之时，不幸降临了。1927年6月26日上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与赵世炎等在上海区委所在地秘密召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时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因而被捕。1927年7月4日夜，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几个国民党军警押着一个年轻人准备行刑。面对死亡的威胁，年轻人毫无惧色。军警喝令他跪下，他昂首挺胸，站得笔直，毫不理会。军警费了很大劲才将他按倒在地，但刚一松手，他又站了起来。军警恼羞成怒，竟残忍地将他乱刀砍死。这位壮烈牺牲的年轻人就是陈延年。陈延年牺牲时曾留下一句名言：“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这成为许多革命者的座右铭。

陈延年牺牲后，陈乔年化悲愤为力量，继续投身革命工作，并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极险恶的环境下，他与省委书记王若飞等不断变化斗争方式，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巧妙周旋，使得在大革命中遭受严重破坏的上海各级党组织得以恢复并巩固。1928年2月16日，正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的陈乔年不幸被捕。1928年6月6日，年仅26岁的陈乔年在哥哥洒下热血的地方——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兄弟俩牺牲的时间相隔不到一年。

恽代英，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恽代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恽代英在学生时代时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创办和主编的《中国青年》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林。在狱中，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后来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他的《狱中诗》所展示的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读来让人感动不已：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1931年4月5日，在响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和悲壮的国际歌声中，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济南纬八路英勇就义。这位烈士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殉难前，邓恩铭强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了题为《诀别》的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长者。毛泽东评价他：“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诗人萧三云：“做事不辞牛负重，感情一堆烈火燃。”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的何叔衡年近六旬。1935年年初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送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等去闽西。他们一行昼伏夜行，2月14日凌晨到达了上杭县水口镇附近。不太熟悉陌生环境的便衣队一时大意，天亮后在小村做饭冒出炊烟，结果很快保安团便包围上来。何叔衡不愿拖累同志，面色苍白地向带队的邓子恢喊：“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特务员架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了下去。邓子恢后来痛心地回忆，当时他们过了这座山，依托一条小河将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能被架着再跑一段，也许可免于殉难。

后人根据邓子恢的回忆，一直认为何叔衡是坠崖而亡。60年代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审讯一个当时的反动团丁时，才知道进一步的详情。据凶手交代，他和另一团丁在战后搜索时，在山崖下发现了一个躺着的老人，这两个家伙搜身时，老人突然苏醒，抱住凶手的腿欲搏斗，结果被连击两枪打死。何叔衡在“新民学会”时就以性情刚毅著称，临难不苟正是他这种品格的表现。

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

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小萝卜头，本名宋振中，乳名森森，别名小萝卜头，江苏邳县（今邳州市）人，为革命烈士宋绮云和徐林侠的幼子，宋振中八个月大的时候，就随父母被带进监狱，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八九岁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成了一个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的孩子，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1949年9月6日，小萝卜头一家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小萝卜头牺牲时，年仅8岁，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仅24天。重庆解放后，当小萝卜头的遗骸被发现时，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里面握着的，是狱中的老师送给他的那一小截铅笔。

在重庆“11·27”大屠杀那天，只有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一人从白公馆虎口脱险。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红岩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在此居住，更使它闻名天下。这里原是爱国知识妇女饶国模经营的一片花果农场，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时，曾专门设宴答谢饶国模对党的帮助。国共谈判破裂，她送别八办的同志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他年凯旋高歌时，红岩便是众人家！”1950年春，饶国模从刚刚解放的重庆来到北京，周恩来夫妇在家召集在京的红岩村20多位老“村民”，设家宴款待她。不久，她回到重庆，在“七一”这一天正式将红岩村的土地房屋无偿地捐献给人民政府。不久，那里便成为万民参观的纪念地。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的斗争中形成了红岩革命精神，即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红岩村岔路口有一棵黄葛树，是饶国模创办大有农场时亲手种植的，已有上百年历史。1976年曾遭遇雷电劈击，树干空朽，后经科学嫁接成活。

这是外界人士寻访红岩的重要路标，有句话叫“走红岩，投八路，抬头先看黄葛树”。岔路口往左通向国民参政会大楼，往右通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细心的游客会发现，向左是向下走，向右则是向上走，岂不是也印证了共产党才是蒸蒸日上的人民政党。当年，国民政府得知中共中央南方局驻扎在红岩村时，便在相邻的地方也盖了栋楼，监视南方局的一举一动。1960年，郭沫若先生重返红岩，曾留下这样一句诗：“农场名大有，榕树界阴阳”。因此，这棵黄葛树也被称为“阴阳树”。

（作者为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主讲：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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