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三万里》是一部充满新意的动画电影,它的大胆创新令人很有分析与表达的冲动,却又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大抵在于《长安三万里》挑战了人们对动画电影的固有期待,其创新尝试之于中国动画电影的意义值得认真思考。
随着科技进步,中国动画电影的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近年来问世的作品视听效果几乎从未让观众失望。与此同时,动画电影在内容生产层面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即以相对少量的人物、简单的人物关系,讲述一段黑白分明、是非立判的故事,较为明确地输出可被多数人理解认同的价值观念,并常常将其简化为便于理解和传播的金句、口号。当然,这套操作难以完全避免说教之嫌,《哪吒之魔童降世》这样的优秀作品也未能免俗。
无论人物造型等外部修饰,还是叙事方式等内在动力,多数动画电影还是非常倚重轻松、搞笑、“萌萌哒”等元素,赋予动画电影以喜剧色彩。因而,当《长安三万里》几乎以正剧的姿态来到观众面前时,令人有些措手不及。
不少论者总结了《长安三万里》运用了多少首唐诗、沿袭或化用了多少民俗或典故,充分发挥了文艺作品的认识功能。电影围绕李白、高适构建起内容丰富的人物图谱、勾勒出较为严谨的历史图景,其文化容量实在不容小觑,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在笔者看来,艺术应该是内容与形式、对象与手段的双向奔赴,“怎么写”有时比“写什么”更能彰显艺术的个性与魅力。
(影片剧照,来自网络)
《长安三万里》采用的倒叙手法并不罕见,其高明之处在于,“此刻”的高适与程公公之间紧张对峙、大唐与吐蕃之间剑拔弩张,高适如何自处、怎样退兵这一悬念吊住观众的胃口,并串起一段段“彼时”的故事。“彼时”叙事的一板一眼与“此刻”局势的千钧一发形成微妙的张力,为作品带来张弛有度的节奏感。在高适的回忆中,李白才华冠绝于世、风流不羁的形象逐渐树立起来,与高适的老实内敛、大器晚成形成鲜明对比,二人在数十年光阴里、在广袤的天地间几番别离与重逢,作品以类乎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式实现跨越长时段的高效叙事,牵带出一系列人物的故事与风神,他们书写并见证了历史烟云中的那些变与不变。
熟悉唐朝历史的人,一定会对《长安三万里》中的许多情节感到似曾相识,作品走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实路线。相较于其他动画电影的形象设计,《长安三万里》的人物样貌似乎不够完美,神似唐俑的形象自带历史感,中年李白隆起的肚腩倾诉着韶光易逝,也倾诉着李白的困顿蹉跎,颠覆了不少观众对李白的想象,细想起来却有种别样的亲切感与真实感。作品的细节无言但铿锵,表现力十足。《长安三万里》不急于定义李白、高适,不急于输出观念,而是以细水长流、带有历史纪实气质的平静语调讲述故事。历史书上的一章一节,其实是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庙堂与江湖、入世与出世、张扬与隐忍、奋飞与蛰伏,剧中人的矛盾与犹疑同他们的作品一样,有着穿越时空、扣人心弦的力量。这份深沉感在以往的动画电影中比较罕见,这种情感体验、生命体验的传达切实拓展了《长安三万里》的受众和对话对象。
《长安三万里》用动画的形式拍出了历史的质感,其“真”难得。与此同时,电影描绘了一个人人爱诗、人人写诗的时代,将浪漫的情怀张扬到极致。片中的长安不仅是一城一地,而且是一份关于长治久安的殷切期许、一份开拓人生境界格局的无限可能,一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雄心万丈、一份“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判作一年行”的家国情怀。所谓“诗在,书在,长安就在”,文学、文化在这里被赋予记录历史、沟通未来、坚于金石、指向永恒的分量。在李白吟诵《将进酒》的桥段中,文学、文化的魅力被充分具象化,视觉表现让人眼前一亮,那是一个时代的气象,那飞扬的想象与豪情正是文化自信的绝佳注脚。
可以说,《长安三万里》在动画电影的题材类型、风格气质等层面作出了创新尝试,将推动行业探索动画电影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