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 | 气候变化背景下石窟寺保护的国际观察

石窟寺是世界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不朽杰作，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载体和伟大见证。保护好这一独特类型的文化遗产，意义重大。然而，在气候变化的全球背景之下，石窟寺面临传统风险与新风险的叠加挑战，系统性、持续性威胁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威胁正在不断增加。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重庆大足召开。中外专家汇聚一堂，围绕“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石窟寺保护”主题展开全局性、前沿性、国际性视野探讨。

倡议系统性、综合化的保护理念

气候变化与石窟寺保护是中国文物保护界长期致力研究的重点领域，也是全世界石窟寺文物保护工作者共同面对的重点问题。

伊朗考古学会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梅尔·伊斯梅利·杰洛达表示，如今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因素正不断破坏各地的历史遗址，这是全球所需要面临的共性问题，以伊朗为例，酸雨导致部分古遗迹发生溶解，而湖泊干涸让空气中出现盐分结晶，这些因素都让古遗址面临风化损毁的危险。

石窟寺在赋存环境、主体构成、建造材料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其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远大于其他文化遗产门类。

对此，本次论坛中，各国专家从不同维度出发深入探讨，结合实地保护治理经验，提出一套集石窟寺价值阐释-灾害治理-保护修复-环境控制-监测预警为一体的石窟寺综合保护理念。

价值议题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石窟的选址和营造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石窟多重价值研究和突出特性的凝练，是有效保护利用的重要依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六三认为，石窟寺所具备的文化、哲学和历史观念，对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正确理解是实施保护和有效利用的重要前提。

石窟寺保护关键在于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指出，中国石窟寺保护形成“重视前期试验研究，多学科成果支撑，科学研究贯彻保护工作全过程，动态化设计和实施”的工作方式。宋新潮建议，在石窟寺保护利用方面，应加强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应对的研究，围绕水害、地质环境等核心影响因素开展深入研究，加强预防性保护。

石窟寺保护修复应注意可持续发展。英国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教授奥斯汀·本杰明·内文通过英国和国际壁画保护项目的案例研究，介绍如何根据遗址的具体需求选择保护性措施，强调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对原始材料和保护材料监测和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内文还在实地调研后对大足石刻保护工程“点赞”，他表示大足石刻在文物本体修复中，包括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和化学类的科学家、保护员、艺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之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多学科合作。

加强石窟寺保护，要善用科技的力量，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主席，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党委书记、理事长何满潮总结大足石刻开创性的保护工程实施经验并提出，滑坡灾害牛顿力监控、圆觉洞石窟顶板三心拱加固技术、地下工程大变形控制等系列技术，为文物保护和多领域革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技术创新让文物“活起来”

文物特性呼唤技术创新，要发挥文物历史承载者和传播者的作用，就要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加强文物文化价值挖掘和历史信息搜集，立足传承与保护工作实际，让文物“活”起来。

山川也许可以终天，但石窟难以永存。气候变化不仅会加剧文物损害或损毁的风险，更会加速文物信息的衰减。应对气候变化下的石窟寺保护，不仅要重视其物质形态的保护，也要注重其历史信息的保存。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苏伯民强调，“保护”始终是文化遗产工作的第一原则。多年来，敦煌莫高窟已累计完成290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在人们对优秀文化遗产需求越来越旺盛的背景下，数字化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将让莫高窟这一文化瑰宝得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苏伯民说。

数字技术赋能石窟寺保护，展示形式不断创新，在降低洞窟参观压力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石窟文化宣传展示力度，让不可移动文物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走进大足石刻数字展示中心的球幕影院里，释迦涅槃圣迹图、千手观音造像等雕像通过球幕扑面而来。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刘贤高介绍，为了加强对大足石刻的活化利用，今年，大足石刻研究院启动“云游·大足石刻”数字文旅项目。该项目将基于数字孪生、云计算、虚拟数字人等数字信息化技术，在“云端”再建一个大足石刻。

“中国在文化遗产数字建档、活化利用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考古与博物馆局局长阿卜杜勒·萨马德说。论坛期间，大足石刻研究院与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考古与博物馆局，签署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谅解备忘录。与会专家还就推动建设全球石窟寺遗产历史影像数据库，为石窟寺文化传播与艺术欣赏创造更多维的场景等达成共识。

石窟寺：文明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

千年以前，伴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声声驼铃，佛教石窟艺术一路东传。千年以后，石窟寺以丰厚的艺术、社会、历史底蕴，成为世界各国促进民心相通，深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李六三表示，中国石窟寺体系完整，发展脉络清晰，在展现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揭示中华文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创新发展的文化特质中具有重要意义。回应好时代和人民对石窟文化传承的需求，讲好石窟故事，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石窟保护发展理论，推动石窟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是中国石窟寺保护研究利用的重要命题。

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考古系主任巴桑塔·古马尔·比达里介绍了公元前3世纪尼泊尔塔莱的阿育王石柱的采石、修整、运输和现状。他表示阿育王石柱是古印度孔雀王朝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雕刻，也是如今印度人民和世界佛教文化的重要精神象征，对促进当地文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阿富汗考古局学者穆罕默德·阿里·胡赛尼·亚尔巴米扬则呼吁，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应放下政治偏见。“位于巴米扬的石窟遗址多年前就被联合国列为《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得益于来自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中国等国的专家学者多年的支持，遗址在考古和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穆罕默德·阿里·胡赛尼·亚尔说，“如今，仅剩一批中国学者和我们还有合作，在他们长期帮助下，不少古迹和石窟正以崭新面貌示人，巴米扬又重现了昔日辉煌。”他认为，文化遗产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各方应摒弃成见，携手合作。

举办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旨在联合国际力量，凝聚保护共识，实现深入交流，推动全方位合作。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群提出，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和更务实的工作推动石窟寺保护，进一步挖掘阐释石窟寺的多元价值和丰富历史内涵，保护展示独具东方魅力的艺术杰作，激发弘扬石窟寺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为保护人类智慧结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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