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观察 | 湘西书写的拓展

岳立功的《白祭坛》以抗日战争期间湘西一支“竿军”奔赴前线进行抗战的历史为主线，穿插写几个家族之间、还有覃啸天、孙金莲、游萱萱、孙平等青年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对湘西的各种风俗风物也有细致的展现。可以说，它是一部在湘西书写上有重要拓展的长篇小说。

谈到文学上的湘西，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的写作，在湘西书写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甚至今天很多的读者正是因为沈从文的作品而去特意去湘西，因为沈从文所构建的“文学湘西”而走向现实中的湘西。沈从文的作用和意义，还在于后之来者在写到湘西时，难免要和他的作品构成对话。岳立功的“湘西三部曲”《黑营盘》《红城垣》《白祭坛》也是如此。我注意到有不少论者在谈到《白祭坛》，谈“湘西三部曲”的时候，都涉及这一问题。我在读《白祭坛》时，对这一点也感触很深。《白祭坛》既继承了沈从文等作家的湘西书写传统，又显示出不一样的艺术个性，在题材等方面也有拓宽与拓深。

王芳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沈从文的《边城》主要是一种唯美的、田园牧歌式的书写，岳立功的作品则志在写出湘西勇武、喋血的一面。这个宏观判断，很好地概括了两位书写者的艺术个性。但我觉得，两位作家的书写，也有很多微观意义上的联系，有很多可以从微观层面去进行比较的地方。比如读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作品，我们会发现，沈从文正是在一个非常喋血、充满野性的环境中长大的，《从文自传》中就多次写到他看军匪交战的、杀人砍头的场景。沈从文是亲眼看过了这种残酷，所以选择在后来的写作中表达牧歌式的、唯美的书写。而在这种唯美书写的背后，对暴力、血腥和残酷的批判，成为一种压在纸背的情怀。《从文自传》中没有过多地展开的场景，在《白祭坛》中有更直接的、更全面的书写，但是在这种书写中，在喋血的场景背后，其实也蕴含着对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肯定，以及对美好生活因战乱等原因而被破坏的哀叹。

读《白祭坛》，感触很深之处还在于，它的材料和虚构融合得很好。岳立功在写作《白祭坛》时，试图回到湘西的历史深处，重构湘西在近现代以来的、荡气回肠的历史。而要熟悉那段历史，不可避免地要做很多历史学层面的功夫。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有原型，事件则有出处，材料和虚构又融合得很好，起到了虚实相生的效果。

《白祭坛》在写法上，还很注重小说和影视的融合。这自然和它的作者岳立功既是小说家，又是编剧大有关系。有的小说家会觉得，小说家和编剧所需要拥有的，是两副完全不同的笔墨。甚至有的小说家会担心，一旦去做编剧之后，就很难再回过头来写小说，至少是无法写出好的小说。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毕竟两者在美学特征、读者接受之方式等方面均有差异。可是，两者也未尝没有相通的路径。岳立功正是有意识地要做小说和影视相融通的尝试。《白祭坛》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很重视场景的营构。和一般的小说不同的是，它的对白比较多，并且人物的对话富有个性，在小说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可以看作是影视的表现手法在小说创作中的融入，也是这部小说艺术个性的重要部分。当然，这种融入在岳立功的写作中之所以取得了大的成功，和他所处理的题材有很大关系。他所选取的题材，天然就适合写成小说，也适合做影视改编。

《白祭坛》有一种很宝贵的写作精神，那就是对历史、对写作本身，有郑重之心和敬畏之心，既尊重历史，又不忽视小说作为一门艺术的魅力。《白祭坛》有一个引子，岳立功在其中介绍了他之所以写这部作品的原因。他还写到，自己在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笔头是笨拙的，思想是浅薄的，因为在湘西的博大精深面前，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渺小的，会由衷地感到敬畏。这个引子，让我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卷首，曾提到凡是读眼前这部书的读者应具备几个信念。譬如应该相信一国的国民，对于本国的历史要略有所知，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对本国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岳立功写作《白祭坛》时，其实也是带着郑重、温情与敬意的。这样的精神和情怀，是《白祭坛》重要的写作伦理，也在根本上决定了《白祭坛》的厚重品格。

作者简介：李德南，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入选“广东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岭南英杰工程”后备人才、广州市高层次人才。著有《“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为思想寻找词语》《共鸣与回响》《小说：问题与方法》《有风自南》《途中之镜》等。曾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首届粤派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供图：岳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