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 | “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于国博开幕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三国关系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之际，2022年7月2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1展厅开展，展期将持续至10月9日。中韩日三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也具有互利共赢的现实基础，更拥有潜力无限的光明前景。本次展览通过挖掘和展示三国共同的文化记忆，推动三国民心相通、文化相融、价值共享，为促进地区持久和平、普遍繁荣贡献力量。

展览现场

本展览分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韩国古代青铜文化”“日本古代青铜文化”三个单元，展出中韩日三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类精品文物约50件（组）。力图通过中、韩、日三国各具特色的古代青铜器，呈现三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礼仪文明与科技、艺术成就，阐释三国古代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人文底蕴，以及三国之间广泛存在的交流与互鉴。

蔡候青铜方壶，这件壶是蔡昭侯墓出土的2件方壶中的一件，盖顶作镂空莲瓣形，颈部有蟠螭纹，两兽形耳，以四伏兽作足，姿态流畅生动。壶颈内侧有铭文“蔡侯申之滆壶”。

第一单元：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本单元展示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几组代表性青铜器，以此阐释先秦时代礼乐文明的深厚内涵。重点展品包括蔡侯鼎、簋、尊、鉴、缶、方壶、编钟等。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主体时期，以鼎、簋、鬲、甗、觚、爵、斝、尊、铙、钟、铃、镜、戈、矛、剑、戟等为代表的饮食器、乐器、兵器、装饰品、车马器将中国古代器用制度与礼乐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孕育出博大精深且独具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中国青铜礼乐文明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对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对世界古代文明的构建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春秋晚期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君主墓葬，寿县蔡侯墓出土青铜器486件，青铜礼器涵盖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等门类，器型丰富，品类繁多，其中不乏制作工艺精湛、艺术水平高超的美器，也有铸刻长篇铭文、史料价值极高的重器。

青铜钟，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出土。这是迄今发现的韩国历史上最早的高丽时代的梵钟。此钟既继承了统一新罗时代梵钟的形制，又体现出部分高丽时代的文化因素。该钟由器身、龙钮和音筒组成。

第二单元：韩国青铜文化

本单元重点展示韩国青铜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演进轨迹，重点展品包括漆鞘青铜剑、迄今发现最早的高丽时代梵钟、高丽时代最大的青铜悬香炉、保存完好且年代最早的朝鲜时代青铜银入丝香垸等。

韩国的青铜文化开始于公元前15世纪左右。公元前12世纪以后，琵琶形铜剑广泛扩散到韩国各地。公元前4世纪左右，随着细形铜剑的流行，韩国的青铜文化达到了顶峰。韩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以剑为大宗，多钮的铜镜、各式各样的青铜铃也是韩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特征。在韩国古代社会，青铜剑象征政治支配权，青铜镜、铃则象征祭祀权。这些青铜器往往共同出现于古代墓葬之中，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形成了祭政一体的权力结构。随着公元前3世纪中叶新的铁器文化的传入，韩国的青铜时代逐渐走向衰落。在佛教信仰广为流行的高丽时代，为了祈求国家安泰和个人幸福，人们普遍供养佛祖，香炉、净瓶和烛台等各种供养用具多以青铜制造。这一时期，匠人们制造青铜工艺品时灵活掌握了银入丝技术，表现出高丽文化本身的独创性。

    青铜铎,日本冈山县仓敷市真备町妹出土。铜铎是一种铃状的青铜祭器，弥生时代中后期（公元前2—公元3世纪）在聚落中的祭祀仪式上使用。与武器形青铜器的分布状况不同，铜铎主要分布在位于日本列岛中部的近畿地区及东海地区。

第三单元：日本古代青铜文化

本单元重点展示日本古代青铜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其与中国、朝鲜半岛青铜文化的交流，重点展品有青铜铎、宽型青铜矛、鼍龙镜、附铃青铜镯等。

古代日本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铜制品的发展演变，是在与中国、朝鲜半岛的交流和影响下，自主地选择取舍，而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历程。在日本列岛，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器的使用始于弥生时代。这一时期，铜、锡、铅等青铜铸造原料来源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古坟时代前期，青铜镜、箭镞、筒形器、旋涡形器等都可用作墓葬中的随葬物品，青铜镜作为身份象征承担了重要功能。从弥生时代中后期到古坟时代前期前段，汉代、三国、六朝时期的中国青铜镜，源源不断地大量输入日本列岛，岛内随之兴起了大规模的仿制浪潮。6世纪中叶佛教传入以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贵族及地方豪族开始大规模兴建寺院，于是铜不仅用于制作建筑构件，也用于制作佛像及佛教器具。与此同时货币开始使用，和同元年（708年）日本最早的流通货币——和同开珍开始铸造并发行。

（文中图片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责编：张佳怡